敢于直面问题，符合法律规范。

中国的高储蓄没错，不过其一，来自净出口的那部分储蓄，本来就是过量货币追不到商品服务的产物，强贷出去，必然压迫物价上涨。其二，除非实行百分之百存款准备金（奥地利经济学家有此主张），商业银行放贷的时候，是可以创造货币的。

是年年底，中国总理的两拳战略（出拳快、出拳重）出手。经济观察报 2010年1月17日星期一 进入专题： 货币 。话说2008年入秋时节，我到温州调查行业和企业，也见到上世纪80年代就结识的好几位老朋友。读者也许记得，当时有报道说，各地上报的投资总额超过20多万亿。一是明白了温州民营企业由艰苦开辟国内市场转为大规模外向的逻辑。

教训是，从货币超发到物价全面上涨，有一个时间间隔，并需要随机的偶然因素来触发通胀和通胀预期。这是因为，放出去这么巨量的货币，譬如比GDP的增长还高出20个百分点的广义货币，绝不会没有后果。无论是有意义还是情绪化，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道德主义。

民间非营利组织产生并发展壮大的缘由，西方学者发展出不少系统性的解释。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主义口水将有关真伪市场化的分析都淹没之时，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公益领域中去行政化努力的日益孱弱，行政化趋势的日渐强化乃至泛滥，最终掉入行政性商业化的泥潭。当然，这一关注还引发了一系列议题，譬如说：中国到底有没有乐善好施的传统，难道非要两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劝说中国富豪们投身于慈善事业?中国富豪们究竟是不是为富不仁?为富且仁的唯一之道是不是响应两位外国慈善家的劝说，捐出自己的部分资产，抑或另有他道?即便中国富豪们慷慨解囊了，这究竟是爱心的真实表现，还是沽名钓誉之举呢?于是，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上，就这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当然也有情绪化的口水。实际上，非营利组织本身之间的竞争，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市场竞争并无二致。

白衣天使要365天都当天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好365天都当义工。具体来说，无论要开展何种事业，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行动者(或出资人)在建立组织时，首先注册为公司。

要想获得良好的服务，必须仰赖高水平的专业人士，而要想让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源源不断地涌现，那就必须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使他们能够以体面的方式赚取与其能力培养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其能力的稀缺程度相适应的收入。无论是劝不劝还是裸不裸，人们关注的都是中国富豪们该不该慈善以及到底肯拿出多少钱来慈善的问题。在国际比较的意义上，非营利组织在发达国家发展壮大的程度比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前一类组织的不发展程度上更是超过了公司的不发展程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权威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教授曾经发现，在诸多国家中，非营利性组织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收费，其次是来自政府的合同款或补贴，再次才是捐款，其比重也就一成多一点儿。

这种理论在西方属于新秀，诞生于1990年代，目前已经超越了菜鸟阶段，进入到方兴未艾时期。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差别。紧要的事情在于，某些社会通过长期的演化形成了鼓励慈善类事业发展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亦即制度框架，而后来者只不过依照这些制度来行事而已。这类理论往往喜欢从宗教文化中寻找信仰或使命感的源泉。

其实，劝捐甚至动员捐款这样的事情在中华大地上本来稀松平常，很多人早已学会了十八般应对招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亦即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严重滞后的格局，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鸟笼社会的存在。

中国媒体围绕着巴比鸿门宴的种种议论，均不脱这两种理论解释的思维框架，只不过中国学者在把对现实世界的分析抽象为理论的能力上，与西方同行相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营利性组织的发展比较容易解释，因为芸芸众生皆为利往，而要想赚钱，开办公司是最为常见的途径。

那么，怎样分析国与国之间在非营利部门发展上的差异呢?迪马吉奥和安海尔列举了若干重要的解释因素，包括社会异质性(尤其在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于价值理性(相对工具理性)的重视程度、历史偶然性、部门间(尤其是非营利和营利部门之间、非营利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和政体结构。既然这样，很多所谓社会公益事业走向市场化甚至产业化，也就毫不稀奇。学者对于社会关系、声望、政治影响力的关注，甚至发展成为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的各种理论，成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石。这些呼吁本身就证明，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在中国还远没有上路。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中，任何人只要有意愿、有能力，均能创办属于自己的非营利性组织，自然也可以吸收社会各界的慈善捐款。围观的看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劝不劝，其二是裸不裸。

这就是慈善的制度化和专业化。当然，还有不少富豪坚决不裸，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自己的资产将企业搞好，就是最大的社会公益事业。

毫无疑问，这种理论不仅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因为现实世界中很多慈善组织的确由宗教团体兴办)，而且还相当贴近常识，尤其是中国人的常识。这样的常识说起来谁都认同，但在中国，很多常识就是不能转化为现实。

当公立机构在社会公益事业领域处于主宰甚至垄断地位时，良性竞争必然缺失，专业化也就无从良性发展。近年来，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性组织开始聘用在这个部门原本极为少见的MBA毕业生，而一些商学院也专门面向非营利性组织开设MBA课程。

专业化的发展不足必定导致公益教育的发展不足。那么，哪些行业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非营利组织呢?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行业更容易出现市场和政府失灵，例如医疗服务、博物馆业、教育、疗养、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等，因而形成对非营利组织的强有力需求。如此一来，巴比晚宴变成了鸿门宴，不少受邀者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理由不来吃饭。医生更是如此，而且其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大学教授。

组织的创立者究竟如何在这三种形式中作出选择，是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换言之，市场机制的存在和运行，在所谓非营利经济中是完全正常的;在不少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甚至也同营利性组织展开市场竞争。

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组织载体，包括各类基金会，也包括各类提供专项公益性服务的专业性组织，亦即各种非营利组织。但是，如何让日常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完整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从而即便在并不危也没有难的平常日子中，也能让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得到顺畅的发展。

于是，很多中国富豪们担心被劝捐，暗中盘算着接到宴会邀请电话之后如何回复，一时间巴比的邀请函成了烫手山芋。世界著名大学的教授，无论这些大学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是要拿高薪的。

因此，供给方面的理论是需要的。这样的鸟笼社会，远比当年的鸟笼经济，更具有束缚力和压抑性。富豪们不捐款或者捐款少，人们就会议论他们是否具有爱心或社会责任感;富豪们捐了款甚至捐款很多乃至到了全裸的地步，人们又会议论他们是不是真正出于爱心，抑或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然而，在纷纷的议论之中，有两个关涉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反而遭到了忽视。

慈善事业的专业化慈善的专业化则是另一个大问题。中国慈善事业要取得大发展，必须开展一次思想大解放。

至于哪个国家机构来认定这些条件是否符合，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首先，在各个社会公益事业领域中，公立组织均占据主宰甚至垄断地位，公立组织还以行政化的等级体系组织起来。

借助媒体的透视，公众们也终于逮着机会，将这场私人盛宴好一通围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经济单位均受制于国家经济计划以及经济行政管理官僚机构的制约，只能在鸟笼中扇扇翅膀。